半个世界在线上的时代，你总是从朋友圈知道一些新闻，例如，某个熟人的死讯。

　　临近年末的冬夜，金婷去世的消息伴随着一堆蜡烛表情在朋友圈刷屏。这一年听了许多坏消息，再说我早已不是二十多年前像跟班一样黏在她身后的小姑娘，因此我并未立即感到哀痛，心头莫名地有种空虚。我很想发微信问朱凡，你原谅她了吗？又一想，时至如今，也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。人都走了，真正四大皆空。

　　我想起来，早年拍过她的一整卷胶卷底片在她那里，想必早就没了。冲洗好的相片塞了半本影集，被孟玲玲拿走了，不知还能不能要回来。因为聚焦和光线的关系，有几张糊得厉害。除了金婷，当然也拍到了那间客厅、那些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的上海文艺青年们。除了梁松，没人超过三十岁。照片也不全是我拍的，其中有一张是戴着纸帽的我，正在吹蛋糕上的蜡烛。我在那间客厅过了二十岁生日，金婷用歌词稿费买了当时流行的水果鲜奶油蛋糕。她写一首歌能拿几百块，曾经我们都觉得是一大笔钱，现在想想，真不划算。前几天听一档播客，几个单口喜剧演员聊天，其中一个说要在片尾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给听众，《踩住你的心》。另外几个就笑他，说歌名听着简直像SM嘛。他们都是“九〇后”，会有人听那首歌首先就让我惊讶，我想他们一定没看过早年的MV。其实MV拍得也有种异样的氛围。一个女的在全是镜子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红唇高跟鞋，身影破碎又迷幻。我们都说，还不如请金婷演。

　　金婷那时真是美。丰盛的美。她爱穿紧身牛仔裤，显得腰细臀宽。眼睛看人的时候有种灼灼的光。谁不爱美人呢？围在她身边的年轻女孩比男孩多，不光因为她有种大姐的气质。她很喜欢和小姑娘们搂搂抱抱，总是坐没坐相，一会儿就把半个身体靠过来，像猫。她尽情地挥洒才华、温度和气味，我们醉心其中。那时的年轻人多少都有点皮肤饥渴，并不是真的喜欢同性。

　　叶巍和她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像一幅画，让人想起桔梗和芍药。萨其马、小山和梁松都画过她们，分别是粉彩、油画和版画。梁松先是琢磨版画，后来搞雕塑，越来越费钱。金婷养了他好几年，我们都觉得不值。他那时该是四十出头？在我们看来老得不得了。现在我自己四十七岁，才知道，不结婚的人，不管到多少岁，依然是幼稚的，上有老，下无小，就还有继续做年轻人的底气。

　　被我们喊作“萨其马”的萨维雍成了著名画家萨老师，偶尔在网上看到他的消息，这里那里办展。小山选择了死，在年轻和不为人知的时节。他留下唯一算得上痕迹的，是金婷那本书的封面，看似潦草的钢笔画。梁松在市区做地产中介。不是那种连锁机构。一间几个平米的小屋，玻璃门上贴着晒得褪色的户型图，门口挨着墙摆了一块黑板，用粉笔写着最新的招租和二手房信息。大概三四年前，我路过的时候和他聊了几句。他看到我的相机，像是很惊讶，说，摄影师不都带大家伙吗？我说，现在的微单很方便的，不工作的时候我可不高兴带一堆死沉的设备走来走去。他说起他女儿，小姑娘刚上大一，动画专业，一个月的零用钱就要两三千。我随和地说，那也算是女承父业了。要是让孟玲玲看到我们聊天的一幕，一定会觉得我太社会了，和那个男的有什么好聊的？梁松曾经非礼叶巍，不知道是还是摸臀。他挑的时机不好，叶巍正在他和金婷那套租屋的厨房切西瓜。墨绿色的薄皮大瓜，瓜长刀短，刀卡在瓤里，叶巍拔了一下刀，没拔出来，放声尖叫。在客厅看书的孟玲玲闻声冲进去。她在叶巍开始频繁去看病之后对我说，我那时就觉得她不对劲，被摸了当然糟心，可她叫得像要把五脏六腑都挤出来一样。

　　金婷他们的客厅曾经聚满了文艺青年。后来有的死了，有的病了，活下来的各谋生路。可能在有些人眼里，我从事的工作多少和文艺沾边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摄影就是个手艺活儿。我们这一行也有大师，更多的人像我一样，凭经验和人脉混口饭吃。

　　如今金婷也走了，对我来说就像是通往过去的时间隧道被彻底封上了。我搬过很多次家，至今书架上还有《七个半故事》。这是她唯一的一本书，署的是笔名“竹心”。

　　出书的版本和早年的杂志稿有很大的差异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改得太厉害以至于有些僵，最后这本书没能在大范围引起瞩目。到如今，说起金婷，估计没几个人知道，倒是有人记得博客时代的“竹心在昆卡”，那是她第二次凭借文字绽放光芒的时期，前前后后大概一年多。博客早就随着服务商的倒台而消失。她不在微博等社交网络发言，没有其他的赛博痕迹。

　　我想了几分钟，要不要在朋友圈发悼念消息，最终作罢。我宁愿默默为她哀悼，连同我们一伙人早已不再的青春。

　　这话提醒了我。我辗转问了几个人，要到李咏心的微信。她可能在忙，过了一个多小时才通过添加请求。我说我是金婷的朋友，之前见过一次。她像是没反应过来，我重新打了两个字，竹心。那边说，竹心老师真的很可惜。我问，你知道她支教的学校具体在哪里吗？我想开春后去看看。十几分钟后，她回复道，没有走我这边的项目，我帮你问问。

　　我已经开始后悔方才的一时冲动。六年前和金婷的最后一次见面可说是不欢而散。她每到过年发个动图拜年，我一向不回。现在人都死了，跑去她待过的地方看，有什么意义？

　　李咏心看来过着规律的生活。第二天，我在十点多睁开眼，手机上是她一大早发来的微信，几张图片、一条语音。我点开图，都是画。树和人，人有着团团脸。两只鸟在抢虫子。蘑菇，蘑菇，蘑菇。每幅画都有种恨不得用上全副色彩的劲头，笔法稚拙。这种风格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，毕竟我妈是农民画院的正式工。金婷应该也很熟。当年她在画院当过几个月的出纳，在她卷画潜逃之前。所以她跑到云南乡下教小朋友画金山农民画？我感到好笑，又莫名地有些哀伤。点了语音，李咏心听不出乡音的普通话传来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我在跑步所以发语音。这些画是金婷学生的作业。我原来也以为她是教语文什么的，没想到是教画画。她好像不是正式的支教老师，就是在那边租了房子，办了个兴趣班。据说不收钱。”

　　我对着手机屏幕愣了一秒钟，忍不住笑了。金婷啊，你即便离开人世，仍然有这么多的意外。

　　镇上公共浴室的水蒸汽让方友珊想起酒厂蒸槽冒出的热气，不同的是气味。兜头盖脸的热气混合了檀香肥皂和蜂花洗发膏的人工香气，比湿漉漉的酒糟味儿好闻得多。在酒厂或浴室，扑入眼帘的总是人体。男人们只穿条短裤，用如同猪八戒兵器的长柄耙翻动蒸槽里的酒糟，肩背上覆了一层汗水的油光。女人们细长或滚圆的身体半隐在水雾中，急流从高悬的热水龙头直坠而下，遭遇肩膀或头顶，化作千万个热水珠散出去。人弯腰抹肥皂，水声随着动作变化，一阵响，一阵弱。

　　在这片藏着十来具人体的白雾中，有一抹红色格外显眼。方友珊刚冲掉扎得眼睛痛的泡沫，红色又出现了，离她仅半臂远。那是用几股丝线编成的红绳，挂的位置不在脖颈而在腰间，衬出腰肢纤细。底下一枚金坠子，悬在肚脐上方半寸。红绳的主人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能让我冲一下吗？”方友珊往旁边让了让。像她一样，有不少人从村里骑车来镇上唯一的浴室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总是人多龙头少，要冲水的人总是直接挤过来，她第一次遇见有人说“不好意思”。

　　那边在冲肥皂泡，方友珊的视线无处落脚，飘到红绳上。红绳的主人是画院新来的职工金婷。妈妈在饭桌上议论过，说是金婷和赵老师有一腿。画院里有老中青四个“老师”。老师们多少受过一些美术教育，他们不画画，负责指导，让画院的农民画家们有进步的空间。进步，空间，这样的大词当然不是妈妈能说出来的，一定是照搬了会上的发言。

　　当初把农民画搞起来的雷老师，如今人称雷院长，是专门学画的。另外三个老师，两个是他从前的学生，一个是托门路走关系进来的。赵老师是后者。他甚至不是金山本地人。他和他老婆都是青浦的，有了这个铁饭碗，在镇上租了房子，每天骑车下到村里的画院。

　　金婷也是老师吗？方友珊问妈妈。爸爸“哼”了一声说，是出纳！雷院长的熟人弄进来的。你妈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听风就是个雨。金婷家在上海，而且人家是大学生，她能看上赵德新？才怪！

　　方友珊在街上遇见过金婷。附近几个村的年轻人在镇上就那么些去处：录像厅、唯一一家卖双卡录音机和磁带的音像店、台球室、游戏机房。金婷看录像时坐在最后一排，边看边嗑瓜子。她烫着波浪发，常穿件大红色的确良衬衫，肩膀打褶的款式，领口两根带子系成蝴蝶结，比屏幕上的香港电影女主角更显得新潮。开音像店的曹衡是方友珊的中学同学，他抱怨过，那个上海女人从来不买卡带，还嘲笑他的货老土，没有外国歌。说起来他们出生长大的村子也是上海的一部分，但市区太遥远，以至于在他们心里，上海连同上海出来的人，都远远高出一截。

　　上海人，大学生，不一样的打扮。剥去这一切光溜溜站在浴室里的金婷仍旧是不同的。是因为那根红绳上的金坠，还是因为那声“不好意思”？没等方友珊琢磨出个一二，另一个身体冲向她旁边的水龙头，伴随着尖叫：“是他给你的吗？我说我姆妈给我的金戒指怎么不见了，是他偷去给你的吗？”金婷也叫起来：“你神经病啊！”两个身体在白茫茫的雾气中晃动、推搡、拉扯。肉体和肉体相碰撞的声响。啪。有人摔倒了。挂着红绳的身体冲了出去。方友珊茫然地伫立片刻，跟着往外走。她隐约听见背后有人哭喊，不确定那是不是刚才打了金婷然后摔在地上的女人，赵老师的老婆郭小芬。等她在更衣间擦干身体穿好衣服，金婷早已不见了。她摸了摸头发，触感黏滑，没冲干净。

　　郭小芬和金婷在浴室打架的事很快传开了，从镇上到近处的村子，再到更远的角角落落。不知是谁在传播的过程中加上了对双方的身体描述，那一幕变得既色情又滑稽。据说郭小芬的金戒指后来找到了，是她念小学的女儿拿去玩。方友珊心想，就是想找个理由打人出气吧。她听妈妈讲过，画院除了雷院长，三个老师都像蜜蜂绕花一样，围着金婷打转。

　　隔了两天是个星期天。妈妈一早去菜地浇菜，爸爸也不在家，多半是去了厂里。方友珊用热水泡了饭，就着酱瓜吃了。她从家里把自行车推出来，走过长长的沿河石板路，一路和这家那家的阿姨妈妈打招呼。据说石板路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，坏掉的石板未经替换，裂纹像长在地上的蜘蛛网。出了村口，路面变成泥土地，方友珊飞身上车骑了起来。离河远了，空气中的水气减少，施过肥的菜地的臭气钻进鼻孔。油菜花刚开，一层绒黄。蜜蜂嗡嗡地飞，不知道名字的鸟散漫地叫了几声。她的目的地是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。要先到镇上，坐火车或者大巴，花一个多小时到上海的西区，再换乘公交车，全程差不多两个小时。她没有特别的事要做，就是进城逛逛，呼吸一下市区的空气。上次去的时候，她买了用纸杯装的可乐，吃了油炸里脊，还有机器挤出来的冰激凌。冰的加上油的，回程肚子疼，只能忍着。她知道，在别人眼里，自己是个娇养的姑娘，不做田里的事，也不做家里的。大学没考上，还不是进了爸爸承包的酒厂做文员拿工资？从前年起，就连妈妈也有画院的工资拿。村里人说起方家，必然是那几句。老方是军队回来的嘛，脑子活络，当初雷老师喊大家去画画，我们觉得耽误农活，没几个人去，老方怂恿他们家罗秀珍去，你看现在！

　　方友珊觉得他们的讨论是可笑的。经常泡在画院的十几个阿姨妈妈，只有五个人成了职工。不说别人，就说她自己，跟着画了那么些个寒暑假，雷老师看完还是摇头。她搞不懂自己比妈妈差在哪里，雷老师说她不够“拙”，又说，农民画还是需要生活的。说得好像她是活在真空里一样！

　　爸爸有酒厂的一堆事要忙，妈妈不画画的时候要么在菜地，要么在洗衣做饭。老同学有一两个在市区念书，大半出去打工，曹衡倒是在镇上，他的音像店她也去腻了。方友珊无聊极了，有时想对着天空大喊。当然只是想想。既然不能像个疯子一样乱喊，那就去上海吧！

　　她从泥土路拐到公路，初春的风还有些凉，太阳的力道毕竟比冬天足，照得她出了一层薄汗。有辆车从背后开过来，她往路边让了让。车在她前面十几米停下，桑塔纳的副驾驶伸出脑袋和胳膊，冲她挥手。长卷发的女人。是金婷。她骑过去停住。

　　金婷的颧骨上两道鲜明的红痕，不用说，是郭小芬那天在浴室挠的。方友珊的视线滑过那些伤痕，往驾驶席扫了一眼，是个梳分头的陌生年轻男人。金婷问她去哪儿，她说去上海。

　　“这么巧，我们也去上海。可以带你的。你到镇上把自行车放一放，我们在书店那里等你。”

　　所谓的书店，其实就是邮局摆在门口的杂志摊。方友珊感到踌躇。之前也就点头打个招呼的关系，她吃不准金婷为什么这么热情。她知道，只要上了金婷坐着的车，用不着等自己傍晚回到家，流言跑得比车快多了，不仅会在镇上，还会在村里蔓延。流言从来不是什么好话。人们说，方友珊姨妈家的大儿子，她喊作大表哥的，是她爸的种。上高一那年的暑假，有一天，她在家午睡，忽然惊醒过来，发现有人隔着蚊帐摸她的腿。是大表哥。她又气又怕，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，脱口而出，我爸是你亲爸，你不知道吗？说完，她很想给自己一巴掌。大表哥说，你神经病啊，然后转身走了。他比她大一岁，上学晚，俩人同级。他念完中专后没有去分配的单位，早她两个月进了酒厂。爸爸说，自家人做事总是放心的。方友珊很怕在酒厂遇见大表哥，他要跑销售，不常在。他有时会恶狠狠地盯着她看，仿佛在研究她的五官与自己是否相似。村里人都说，老方的酒厂肯定要留给那个嘛，女儿再怎么说还是要嫁出去的。

　　方友珊在听到金婷邀约的一刻想了很多，从爸妈可能的数落，到让她郁闷的大表哥。她点了头，并未想到，只是搭个顺风车，会给自己的未来产生多大的变数。

　　“我要是知道她偷了画，肯定不会上那辆车的。结果我变成共犯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当时我爸气得把我关了一个礼拜。后来是雷老师决定大事化小，不报警也不找金婷，我爸才放过我。”

　　方友珊喝多的表现之一就是，她会开始讲金婷偷了画院的画拿到上海去卖的事。我已经听过七八遍。事情的出场人物就那么几个：金婷、方友珊、一个卖保险的男的。保险销售在镇上工作，开一辆桑塔纳，其实就充当了司机。三个人到了市区，司机和她们告别，金婷带着方友珊坐公交车到了曹家渡的一条弄堂。金婷妈妈的麻将搭子是福州路一家书店二楼书画柜台的经理，那人随口说起过，日本旅游团很喜欢买金山农民画，金婷在乡下待得不开心，本来就想走，和同事老婆的纠纷让她下了决心。她可不能白走，走的时候卷了一叠画。一共二十一幅。她开价每张画两张分，经过讨价还价，总价三千五。三年前的三千五，比现在更值钱。她在麻将桌边磨着对方付了七百块订金，开开心心地对方友珊说，现在有钱了，我们去南京路喫咖啡。方友珊对乡下口音很自卑，从来不讲她的金山上海话，每次只在试图模仿金婷的时候蹦几个词。

　　我怀疑吧台边和方友珊并肩坐的年轻男人也听过这一段，证据就是，他笑得像蒙娜丽莎，有点假。刚才方友珊介绍说他叫阿晃，并说，我们今天是网友见面。阿晃挂着那个像画上去的笑容说：“然后呢？”

　　然后她们去了德大西菜社，周围坐的全是爷叔阿姨。金婷喝咖啡不加糖。方友珊嫌苦，加了两个奶油球、一包糖。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搞不明白这些细节有什么值得一遍遍拿出来晾晒的必要。精彩的明明在后面。

　　我给方友珊放了一杯新的金汤力，走开去收拾靠窗那桌的烟灰缸。按照方友珊絮絮叨叨的劲儿，她还有十来分钟才会讲到被金婷带去梁松家。她那时完全是个乡下姑娘，第一次喝咖啡，第一次走进房龄超过六十年的老洋房，不无惊讶地发现，住在里面的只是普通人。一栋两层楼挤了六户人家，各家的煤气灶摆在走廊里。梁松住的阁楼是违章搭建，也就比鸽子棚大一些。他的养母是个奇人，早在民国时期就在某学校当体育老师，一生没结婚，退休后才收养了梁松。老太太九十多了，能走能坐，能吃能睡，依然能骂人。梁松只要下到二楼养母的房间，有一半时间在挨骂，所以他除了做饭基本不下去。阁楼虽小，对于找他学画的青年们来说，那就是悬浮在空中的天堂。楼下喉咙响亮的老太则像是童话里的巫婆。

　　我没去过梁松养母家屋顶上搭出来的那间阁楼，只在画展看过它在画上的形象。说是画展有些夸张，其实就是借了虹桥路上一间漫画书吧的墙面，挂了他们一伙人的几幅画。我喜欢一幅绿蒙蒙的风景，有匹白马伫立在绿色中，轮廓模糊，画画的人要么是近视眼，要么是故意这么画。钢笔勾线涂了几笔淡彩的房子也不错。视角像是俯瞰。阁楼那里伸出来一个脑袋，在抽烟。方友珊说那是梁松家，抽烟的正是金婷。我特意看了底下打印的小纸条。钢笔画是小山的。树林白马的作者是萨维雍，一个笔画繁多的名字。他们都管他叫“萨其马”。方友珊第一次去阁楼的时候，屋里正好是他们几个，梁松、小山、萨其马。再加上金婷和她，转身都难。录音机里在放一首陌生的外国歌，方友珊从来没听过甲壳虫乐队，小山告诉她，歌名是《鬼知道明天怎么样》，她信了。金婷斜靠在床上，边听歌边抽烟，其他人画她，方友珊看其他人画她。

　　我把水龙头开得很大，哗哗哗洗完烟灰缸和杯子，关水，正好听到方友珊对阿晃说：“我都差点想跟着梁松学画了。那个房间，那种氛围。再加上小山、萨其马他们都和我差不多大，说是明年要考艺术类的大学。”

　　“刚才不是讲了吗？回去就被我爸关了。我们玩到晚上，出去吃了火锅，吃完都快九点了，我就跟金婷回她家过了一晚，一点也没想起来给我爸打个电话讲一声。我爸妈在家都快急疯了。有人看到我上了一辆车，说我跟人私奔了。我们那里的人最爱乱传话。第二天，我坐公交车转火车回去，带着一千零五十元，金婷给我的，说是卖画的钱，让我给雷老师。我可傻了，一直以为那些画是雷老师交给她卖的。”

　　阿晃笑了，像是很愉快。他压低声音说了句什么，我听到“数钱”两个字，猜测他说的是“被卖了还给别人数钱”，我对方友珊给出过类似的评语。她也笑了。上次我说的时候她可没笑。

　　据说阿晃跟她是在什么论坛认识的，我和方友珊也是网友。Hotmail刚开始流行的时候，有人在华师大贴了广告，招募邮件组成员。同样内容的A4纸也被放在我工作的酒吧。隔壁再隔壁有间网吧，我刚注册邮箱没多久，出于好奇，用网吧的电脑给邮件组写了信。组长会转发组员的信给所有人。你可以直接回信给写信人，也可以发给组长，让他继续转发。组长可能以为这是个天才的发明，但他很快发现，转发的工作量太大，邮件组只维持了一个多月就解散了。那个邮件组里的人基本都是华师大的学生，只有方友珊是周末自考班的，而我连自考生都不是，仅仅恰好在旁边打工。大概是这一点让方友珊感到亲近，写邮件说想来我工作的酒吧玩儿。

　　见面后我发现，方友珊身上有种傻乎乎的劲儿。不光是对陌生人毫无戒心，她对金婷简直是无条件地崇拜。她第一次和我聊金婷的时候，举了三四首流行歌，说都是金婷写的歌词。我说我不听中文歌。她毫不气馁，又拿来一本去年的文学杂志，上面有署名“竹心”的小说。小说写得并不坏，我不想和她一起站在啦啦队的位置，便说，你不觉得她的文字很颓废吗？就像开着的花下埋着尸体。方友珊面露愕然，我想她一定没看过日本漫画。我用的比喻是《东京巴比伦》主角的台词。

　　金婷和梁松。金婷他们家。虹桥。这些词过于频繁地从方友珊的嘴里出现，虽然没去过，仿佛那间客厅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按照方友珊的叙述，三年前，她回到金山被关了一周，又过了几个月，来到上海上班。她没有金婷的联系方式。我猜，金婷也就是心血来潮，带她进城玩了一圈。然而方友珊对地点的记忆像大象一样好。她先去了她住过一晚的金婷妈妈家，得到的答复是，我哪里知道她死到哪里去了，给她找的工作嘛黄掉，给她介绍的男朋友嘛看不上。方友珊毫不气馁，又去了梁松养母的老房子，得知梁松搬出去了，和金婷一道。那家的母子关系虽然不算和睦，老太太倒是有梁松的新地址。

　　梁松应该和我爸妈差不多大，也和他们一样当过知青。他不像他们留在外地工作并满腹牢骚，而是在一把年纪回了上海，既没有户口，也没有工作。他教人画画的收入并不足以负担房租加生活费，金婷写歌的收入虽然高，毕竟有一搭没一搭。据方友珊说，金婷有时给人当画画的模特，有时充当掮客帮他们那群朋友卖画。有一次方友珊说漏了嘴，金婷向她借过钱，不止一次。她看起来很不愿意承认偶像也有不完美的地方，我本想嘲讽几句，又觉得傻人未必没有傻福，她开心就好。

　　当然，她有保持天真的理由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她担任文员的那家公司，老板是“爸爸的战友”。她说刚上班的时候全是案头工作，第二年，领导说要实现办公自动化，出钱让她学计算机初级和中级。办公室添置了两台公用的计算机，速度奇慢，离自动化远得很。她在摆着机器的角落拨号上网，给邮件组的成员写信。可知她上班有多闲。她的工资七百，房租五百，不用说，房租是她那个开厂的爸爸付的。她对老家、对她爸有诸多抱怨，但如果不是老家的人把她在上海待的两天一夜传得像女阿飞故事，她爸就不会拍板让她进城工作；如果没有她爸一直提供经济支援，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，上着一份不操心的班，周末在华师大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考（念中文系显得很不实用，当然也是因为金婷的影响），其他时间要么泡在我打工的店，要么在虹桥。

　　方友珊和那个叫阿晃的明显有苗头，俩人一道来过两三回。每次一到夜里九点半，她就慌忙离开酒吧，往家赶。她爸妈给她租的房子装了电话，晚上会打过去查岗。阿晃把她送上公交车，折回来继续喝。他不和别人搭讪，不抽烟，喝酒的样子也显得稳重。尽管有这些表象，我还是从他身上嗅到某种不安的因子。我不到二十岁，尚未谈过恋爱，不过自认为看男人比方友珊准一些。

　　有时方友珊会在酒吧开门前来。她刚结束下午的课，给我带了打包的吃的。生煎、蛋饼或者烤红薯，正好当作我的第一顿饭。我一般凌晨三点以后才睡，起来每每过了十二点。刚起床的时候大脑和胃袋充斥着虚无，既没有食欲，也没有一天开始的喜悦。我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吗？每天擦洗肮脏的厕所，做淡而无味的调酒，酒水进了客人们的胃，然后是膀胱，他们要么呕吐要么方便，再次把厕所弄脏。

　　虽然对现状不满，但我无力改变。要怪就怪自己念书不行。我念的是职校，酒店管理专业。等到实习才发现，这个专业与管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们被分到酒店的各个基层岗位，从收拾房间到切果盘到拉门送行李。实习期干的活和正式工没区别，工资却少得可怜，只有一百多，据说大头被学校拿了。实习一年，然后转三个月试用期，再之后才签约。学校和用人单位有协议，毕业如果不服从分配，要赔一笔钱。我咬着牙熬完一年的实习加试用期的头两个月，不小心撞见经理和一个员工鬼混，对方是和我同校不同班的女生。经理找了个由头，把我开掉。不难预想舅舅舅妈和在外地的爸妈会对我失业说什么，想想就头疼。我继续假装出去上班，在街上转了几天，正好看到这家酒吧在招工，还管住。面试的时候才知道，住处就是店里摆张行军床，晚上拉开，白天收起来。老板说他本来想要个男生当调酒师，但面了这么几天没有合适的。你先试试吧，毕竟你还是上海身份证。他说完，我笑了。爸妈在我刚上小学时就把我送回来，让我寄居在亲戚家长大，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天？

　　入冬后，店里的生意明显不如夏天。老板想了一些招，譬如开始卖炸鸡和薯条。他在装潢公司工作，据说是个挺有名的设计师，开这家店只是为了有个地方和朋友喝酒。但真的开始每个月付房租水电和工资，他才想到不能亏本。为了压缩开支，人员也极度节俭，之前有一个服务员，我被招进来不久，服务员走了，没再添人。也就是说，做炸鸡薯条的也是我。

　　可想而知，当生意偶尔特别好的日子，例如平安夜，我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。我在心里诅咒老板。方友珊这一天倒是很够意思，一直在吧台里帮忙。当然，她依旧九点半就走了。十点多，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把半个身子探过吧台，用吼叫的音量问我：“朱凡？方友珊叫我来的！”他不得不这么大声。店里挤满了人，每个人都扯着嗓子和朋友聊天。

　　我顿感愕然。方大小姐原来这么体贴，可她至少该和我说一声啊。我大声说：“没有工钱！喝酒不要钱！”

　　我没理那个想蹭酒喝的人。方友珊的朋友进了吧台，先是帮忙洗杯子，后来仿佛很自然地开始切果盘，把预制炸鸡块从塑料袋扔进炸篮，不时捞起篮子查看成色。他有一双麻利的手。是她在自考班的同学，还是虹桥客厅的那伙人之一呢？他喝了一杯我请的啤酒，后来就只是喝水。他长着一双微微鼓起的眼睛，让人想起马。头发两个月前就该剪了，像女生一样戴了个黑色塑料发卡，以免刘海遮眼。我到后来实在看不下去，到仓库找出一块我有时戴在脖子上的小方巾，给他裹在头上。这下像样多了，有种艺术家的劲儿。人群过了午夜仍未散去，有客人叫了附近小店的烤串，店里的香烟气味叠加了孜然味儿。我刚做完两杯需要大力摇晃的调酒，揉着胳膊看向他：“你还没说你叫什么。”

　　那个没考上大学的人。我看过他的画。据说他连考了两年，每次都是因为文化课的分数不够。他家里条件不错，家人给他在美罗城租了一个柜台，卖内存条。应该是受到梁松的影响，他在做生意之余开始搞版画。方友珊提过一句，铜版画很费钱。

　　所以刚才被炸鸡的油烫到、我帮忙抹了牙膏的，是刻铜板的手吗？我的心情有点复杂，只说了声“谢谢”。

　　睡下的时候比平时更晚，快四点了。忙碌导致神经不肯休息，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，像蹿天猴一样在我空洞的脑海中蹿来蹿去。其中一个念头是，方巾给小山戴着走了，我该不该要回来？没错，我是故意让他戴走的，但是去要会不会显得刻意？

　　第二天，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，我很想杀人。才十点多。早知道应该拔掉线再睡。我在心里骂骂咧咧地走过去接，差点被凳子绊了一下。

　　我的心头滚过一连串的回应。喂，你昨天帮了我，还让人来帮忙，我谢谢你哦，可你这么着急就要收利息支使人？想归想，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　　“我急死了，很想马上过去，可是待会要开会，我只能开完再请假，过去要中午了。你帮我去虹桥一趟好吗？我怕出什么事。”

　　“金婷被关在家里。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小山和孟玲玲都在那边。你是我认识的最能干的人！你去帮我盯着吧。再说小山你也见过的。”

　　这都什么和什么啊。放下电话，我叹了口气。你们文艺青年跟拍电视剧似的。什么叫关在家里？

　　到虹桥的公交车要走到长风公园去坐，我嫌远，于是问路口烤鸭店的师傅借了自行车，晃晃悠悠骑过去。骑车嘛半个多小时足够了。冬日的太阳悬在偏离头顶的位置，投下几乎没有热度的光，让人想起白炽灯。上班高峰期早就过了，骑车的人不多。中山西路两边的行道树在落叶季之前被修剪过，举着突兀的断枝。进入虹桥路，广播电台飞碟形状的楼顶耸立在前方。生意清淡的晚上，我听腻了店里的音乐，便戴上耳塞听广播。总是在深夜，有个姓裴的女的，讲一些市面上很少听到的外国流行歌。她的普通话不标准，让人讶异怎么能当上电台主持人。奇怪的是，只要听到她的声音，就会有种安心。经常有听众给她写明信片，我一次也没写过。就算明信片被念出来，谁会记得你是谁？

　　到那个小区刚好三十五分钟。一排排五层楼长得相似，我顺着门牌找了一会儿，站在三十三号楼下。铁门有门禁。我把自行车停在一边，按了二〇一，心里嘀咕，对他们来说我是个陌生人，我该怎么自我介绍？奇怪的是，那边直接开了门，都没问我是谁。

　　二楼的门虚掩着，隐隐传来人声。我推开门，迎面是个饭厅模样的小房间，桌边坐着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靠墙站着，三个人都朝我看过来。我尴尬地朝唯一认识的那位招手：“你好，方友珊叫我来的。”说完心想，这话我昨晚才听过。

　　小山脑袋上又换回了不协调的发卡。他神情阴郁，冲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，对另外那个男的说：“我不管你们有什么事，你让金婷出来，我们在这里把话讲开。”

　　站着的年轻女孩——想必就是孟玲玲——用尖锐的声音说：“你这是非法监禁你懂吗？我们可以报警的，要不是不想闹得太难看。”

　　我感到头疼。我没睡好，情况也太莫名其妙。这群人真的不是在演电视剧？我挪到孟玲玲旁边，问她：“人在哪里？”

　　她用下巴示意，和小山对峙的男人身后有扇门。我们身后的那堵墙左右两边也有门，敞着的一间是厨房，关着的像是房间，再过去的左手边还有一扇磨砂玻璃门，想必是厕所。格局和我舅舅家很像，我猜金婷被关的地方是客厅。客厅的另一头是阳台。我的心头一闪念，二楼并不高，如果是我，索性直接跳窗离开。那个把金婷关起来的男的，说“你试试看报警”的，不用说就是梁松。方友珊对他的厌恶与日俱增，我近来听了不少关于他的坏话。例如，他以前还教教学生，现在整天打游戏。他就是赖上金婷了。他还对金婷的朋友们动手动脚，孟玲玲和叶巍都被他吃过豆腐。

　　听到“吃豆腐”那段，我问方友珊，他没对你做什么吧？她有些茫然地摇头，说，那倒没有。方友珊一米七，不熟悉的人会以为她至少有一米七五。不光骨架大，手也大。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，以为她是打篮球的。此刻目睹梁松，一个不成器的艺术家，靠比他小十三岁的女友养活的中年男人，首先吸引我目光的也是他的那双手。肥白得像女人一样的手，长在一个瘦子身上更显突兀。男人有双女人的手，据说是有福气的表现。他遇到金婷，或许该算是一种福气？我听到旁边的孟玲玲干咳一声，忍不住说：“我骑车过来嗓子好干，水在哪里？”孟玲玲说：“在厨房，你自便。”小山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给我弄杯生姜可乐好吗，我好像有点感冒。”我一转身进了厨房，发现里面竟然很整洁，和我对文艺青年居住环境的预期不符。保鲜膜、保鲜袋、调料，都在一眼看得到和方便拿的位置。冰箱门上用彩色圆磁片压着几张便笺，我凑过去看，纸上写着破碎的句子，不知道是歌词还是诗。方友珊说过，金婷也就是“竹心”除了小说还写诗。向右斜倒的字很漂亮，一看就是女人的字。姜和蒜排在窗台上，像一组静物。冰箱里有开过封的大瓶可乐。反正要做，索性多做些。我往单柄锅里倒了半锅可乐，在加热的同时洗了姜块扔进去。我在厨房和饭厅之间走了三趟，拿锅垫和锅，拿杯子，拿橱柜里找到的一瓶张裕白兰地。我们店里的白兰地就是这个，灌进高级的进口酒瓶，老板说，总比假酒好。我知道他没讲错，反正在店里也没人点纯饮，都是兑这个那个，客人们也喝不出区别。我往自己那杯加了一指高的酒，然后把滚烫的散发着浓重姜味的可乐倒进去，说：“你们自便。”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完全不馋酒，但此刻无论如何都想喝点儿。他们都给自己倒了，连小山也加了酒，手势凶猛。我想提醒说，感冒不要喝酒，转念忍住了。

　　方友珊在中午抵达，她迎面赶上的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。梁松和小山各自窝在靠背椅上，我和孟玲玲坐的是高脚凳——这个家的厨房角落摆着一摞高脚凳，一看就是常有人扎堆的所在。可乐早已喝完了，我在橱柜里又找到一瓶覆盖薄灰的绿薄荷酒，估计是谁送的，因为没人爱喝而一直搁着。没有调酒器，随便找了个带盖空瓶，把白兰地、薄荷酒和糖放在一起摇匀。给他们倒酒的时候，我说，这叫“恶魔”。姜汁可乐兑酒就像是春日午后的散步，有种暖阳照在身上的愉快，恶魔带来的酒意则把人直接拉回到夏天。孟玲玲不停地扯她那件粗毛衣的领口，说喝酒喝热了，毛衣有点扎。小山怎么喝脸色都不变，梁松则开始哭。喝多了哭的男人我见多了，另外两个估计也见过他撒酒疯的状态，没人安慰他。刚进屋的方友珊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过一轮，她尖声说：“你们怎么在喝酒啊？金婷呢？”

　　我想，我在这里坐了两个多小时，金婷如果想出来，至少该在里面出个声。悄无声息的，看来事情也不大。没等我开口，方友珊奔过去推门。门当然是锁着的。她瞪着梁松，大声说：“钥匙！”梁松开始解释，说金婷上周就该给歌词，合同早就签了，到现在都没交稿，他这也是不得已，“是为了她好”。这一套我们早已听过了。他刚才哭的时候絮絮叨叨地讲了另一套缘故。他说金婷的感情变了，还说，她其实是个凉薄的人，当然我这么说你们都不信。我看着他哭得丑陋的脸，无动于衷地想，这人要是正常结婚生子，小孩都该念高中或大学了。也就是说，旁边坐的三个人和他可能的孩子差不多大。我们都没有接话。我是因为不熟，另外两个像是对他或者对眼前的状况感到疲惫。梁松拿合同的事搪塞方友珊，让小山突然从倦怠和漠然的状态挣脱出来。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你够了！”梁松哆嗦了一下。小山看着他说：“梁老师，你这样，我很失望。”梁松的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的表情，混合了难以置信和伤心。他像是想说什么又忍住了，从裤腰上拉出钥匙开门。我厌恶地想，把钥匙拴在身上，像个牢头。

　　方友珊第一个奔进屋，嘴里喊着“金婷！”声音忽地断了，留下古怪的空旷。梁松、小山和孟玲玲陆续进去了。我有些迟疑，想了想，还是跟着过去了。门的那头果然是客厅，连大小都和舅舅家那间差不多。舅舅舅妈摆了张大床在客厅，把饭厅另一头的小房间让给我。如果他们有孩子，估计只能让我安顿在和客厅打通的阳台。眼前的客厅并未兼任卧室，却没有因此显得宽敞。又大又旧的皮面三人沙发、摊着纸笔和乱七八糟东西的工作台、画架、水桶、插着一堆笔的塑料桶、电脑桌、电脑、电视柜、电视机、茶几。和厨房的井井有条相比，这间客厅更符合我起初想象的不着调的模样。阳台果然是和客厅打通的，那里有一个小角落透着别样的气息。一只小柜子上搁了块板，充当书桌，旁边有个小凳子，非常局促，简直像给儿童用的。铅笔、皮面笔记本和几本书排在板上，近乎强迫症的整齐，让我想起厨房。我没有意识到那就是金婷写作的地方，注意力早已被方友珊的动作吸引过去。她站在敞着的窗边，背对我们，离近乎逼仄的桌椅仅两三步。她转过来怒视梁松，“金婷的鞋还在门口。这么冷的天，你让她光着脚跳下去！光着脚在外面走！”

　　“帮帮忙！是我让她跳窗走的吗？”梁松像是真的很生气。我在心里为素未谋面的金婷叫了声好。

　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“女性文学小辑”共五册，先行推出的《七个半故事》和《一个调酒师的日记》分别来自竹心和朱凡，前者是读者们熟悉的旅居海外的女作家，同时也是流行歌的词作者；后者则是新人，朱凡在BBS连载的小说拥有大量的网络读者，甚至可说形成了某种文化现象……（《文学报》二〇〇〇年,九月）

　　答：小说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虚构，肯定多多少少有真实的成分，或者说原型。不过我努力写得让每个人都看不出我写的是谁，就算被写到的本人来看，也认不出。

　　问：我听到过一种传闻，你在小说里写到的女画家乔月是我们都知道的某位。小说里，乔月和男友的感情出问题，被男友关在家里，然后从浴室的窗户逃走，那段描写很精彩！然后她到了酒吧，和“我”讲了她的故事……

　　答：哈哈哈，每个读者都有猜测的自由。如果我没猜错你的暗示，我可以坦白地说，我没见过那个人呀。她确实很有名，某种意义上说也蛮传奇的。

　　答：当然读过。不过她最近不太写了。有些人可能生活顺遂反而会影响创作，越是身处逆境，越是能写，是不是很奇怪？

　　答：还没想好。网络或者杂志，都只是媒介，要等到读者读到这个小说，在脑海中编织出对应的形象，一个小说才真正完成。

　　竹心的中篇《苏州河畔》，收录于去年出版的《七个半故事》。书名有点像是对塞林格《九故事》的戏仿，全书共七则小说，一组长诗，竹心的诗有强烈的叙事性，说是“半个故事”也未尝不可。因篇幅有限，在此略过书中其他作品，仅讨论《苏州河畔》杂志刊登的版本（《江南》一九九六年，十二月）与出书版本的异同，并试图分析作者的心境变化和创作主旨的更迭。

　　少女乔乔曾目睹母亲与他人的性事，青春期因此蒙上阴翳。外祖母的人物设定乍看是不合理的——曾经的资本家家庭的大小姐，后来进了工厂，晚年的退休金不够养活女儿和外孙女，她不得不在菜场摆摊卖油墩子补贴家用——虽然这个人物的生活轨迹有些强行编造的痕迹，但她造就了乔乔性格的重要方面。外祖母对乔乔说，人活着就是苦的，不能只为自己，要多想着身边人。另一方面，乔乔的母亲是自私的典范，她对物质的追求导致丈夫挪用公款，在丈夫入狱后，她立即和他离婚。她还向有妇之夫的情人索取金钱，等到对方决心回归家庭，她试图要分手费，被拒绝后闹到对方的单位。在如此迥异的两代女性的抚养下，乔乔的内心有一种撕裂，笨拙的体贴和冷酷的自我同时存在于她的身上，表现在外，就是她对出狱的父亲忽冷忽热。乔乔捡回来的怀孕母猫可以看作某种象征，她对小动物温柔也是她对外部世界的善意，母猫产下的猫仔死去的同时，她的善意也随之丧失温度。小说的最后，乔乔捧着装有死猫的鞋盒，和父亲一起去苏州河扔掉，就像是她对青春期和对自身的告别。

　　读者很难不注意到出书版本的大幅度改写。邻居哥哥这个角色被加进来，出现了一场可以说是的行为。未成年的乔乔怀孕了，她甚至不自知，直到不慎流产。苏州河畔的父女对话也没有了。乔乔由母亲陪着从医院回到家，得知小猫没活下来，父亲已经离开。母亲说“瘟神终于走了”，乔乔坐在床上吃了一个外祖母卖剩下的油墩子，故事在这里结束，更为现实和残酷。如果追求故事性，可以说新版更成熟，更“社会新闻”，但杂志版本的懵懂和矛盾，青春的微妙，未来的朦胧不确定感，都被具体的情节消解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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